在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全面实施的背景下，房屋确权登记作为确认物权归属的核心程序，其法律效力与形式完备性备受关注。实践中，“只登记不发证”的操作模式偶有出现，这一现象涉及法律依据、物权效力及权利人保护等多重维度，亟待从法学理论与实务层面进行厘清。
从物权公示公信原则审视，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定公示方法。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二百零九条规定，不动产物权的设立、变更、转让和消灭，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。登记机构将物权事项记载于登记簿的行为，本身即产生物权设立或变动的法律效果。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本依据，而权属证书仅是权利人享有该物权的证明。从严格法律意义上讲，“登记”完成即意味着物权确权程序在法律上的完结，证书的发放更多属于行政服务中的证明出具环节。
证书发放环节的缺失可能引发一系列现实困境。权属证书作为纸质凭证，在民间交易、抵押融资、户籍办理、子女入学等社会活动中，长期被视为最直接、最权威的权属证明文件。缺乏这一有形载体，尽管法律上权利已然确立，但权利人在行使和证明其权利时将面临诸多不便，增加交易成本与沟通成本，甚至可能影响交易机会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登记制度便民利民的初衷，也使物权公示的社会认知效果打折扣。
探究“只登记不发证”现象的成因，可能涉及多方面因素。其一，可能是登记机构因流程衔接、制证技术或材料审核等问题导致的暂时性延迟。其二，在历史遗留问题房屋、政策适用存疑或权属来源材料存在瑕疵等特定情形下，登记机构出于审慎原则先行完成登记记载，而将证书发放置于后续问题解决之后，形成事实上的“登记不发证”状态。其三，亦不能完全排除个别地区在行政效率或资源配置上存在不足。
此种做法潜在的法律风险不容忽视。它可能引发公众对登记行为法律效力完整性的误解，误认为未获证书即代表权属未定，影响登记的公信力。在发生争议时，权利人虽可依据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查询并复印登记簿资料以证明权利，但程序上显然较出示权证更为繁琐，对权利人及时维权构成障碍。长远来看，这可能侵蚀公众对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信任基础。
为弥合法律效力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缝隙，登记机构应恪守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》等规定，在完成登簿后及时制作并发放权属证书。对于因特殊原因确需暂缓发证的，应建立清晰的告知与说明机制，明确告知权利人登记已完成及其法律意义，并书面承诺发证的条件与预计时限。同时，应大力推广登记信息依法公开查询服务，提升电子证照的法律效力与社会认可度，逐步转变社会过度依赖纸质证书的传统观念，使不动产权利保障体系更加高效、可靠与人性化。
房屋确权“只登记不发证”现象揭示了法律形式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张力。登记机构应在确保登记行为法律效力优先的前提下，不断完善服务流程，保障权利证明形式的完整性，最终实现保障物权、便利群众和稳定交易秩序的立法宗旨。